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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夜班中的沖動行為，給河北張家口護士小玲（化名）的內心，留下一輩子磨滅不掉的印記。
這天，急診科來了一位受了刀傷的患者，身上的血“咕咕咕”往外冒。小玲心中一急，直接用手去按住患者的傷口，直等到醫生戴好手套、穿好防護衣。
第二天，她得知該患者被查出HIV陽性，頓覺晴天霹靂。更加令她心驚的是，她發現自己的大拇指上有一道劃痕。一時間，小玲遁入無助的深淵。
小玲的遭遇，對于醫護人員來說并不罕見。令他們如履薄冰的，除了如何為患者解除疾患，還有一種隨時可能面對的風險——職業暴露。
11月8日，由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主辦的“HIV職業暴露防護研討會”在京召開，相關問題再次被“擺到桌面上”。
HIV職業暴露每天都在發生
在中國的醫療機構，幾乎每天都有HIV職業暴露事件的發生。
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理事長孫新華介紹，2004年到2014年，全國累計通過信息系統報告的艾滋病職業暴露事件有8339例。性艾中心報告系統顯示，近幾年全國每年大約有1000位醫務人員暴露于HIV。
現實中難免有漏報情況，也就是說真實的數據要比這些還要高。
從地方來看，2007年~2010年4年之間，云南省醫療系統一共發生680例HIV職業暴露事件，暴露方式為針刺傷、皮膚，粘膜接觸等。
此外，四川、重慶、河南等，各個省市都不時有職業暴露的發生。
慶幸之處在于，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
有研究顯示：針刺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約為千分之三，經粘膜暴露約為萬分之九。此外，現場的及時與正確處置可以大大降低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風險。
截至目前，通過對HIV職業暴露后的及時處置和預防性用藥，我國尚無一例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病例的發生。
即便如此，HIV職業暴露依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小玲發生職業暴露后便開始了噩夢般的生活。她需要連續服用兩周阻斷藥，副作用很大，頭暈眼花，惡心；醫院將其當做反面教材，責備她違背操作規程；家人對她也有不解和擔憂……
巨大的心理壓力，令她身心憔悴。
不斷優化的職業暴露后
在國家對艾滋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視下，近年來我國艾滋病疫情上升勢頭得到有效緩解。然而，疫情形勢依然嚴峻。
中國疾控中心艾防中心黨委書記劉中夫介紹，截至2018年底，全國報告存活HIV病毒感染者約86萬例。從今年最新數據來看，這個數目在持續增加。
與此同時，對這一群體的歧視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會生活各個環節。尤其是在就醫方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醫療機構推諉或拒診的現象屢見不鮮。
曾有一項針對兩家三甲醫院183名醫務人員的調查顯示，將近60%的醫務人員不愿意為艾滋病患者提供醫療服務，43.72%的醫務人員表示在門診遇到艾滋病患者還是會排斥。劉中夫認為，這非常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
事實上，在對艾滋病防治從業人員進行職業保護，防止因暴露感染HIV上，相關部門不可謂不費心。
2004年，原衛生部醫政司發布《醫務人員艾滋病病毒職業暴露防護工作指導原則（試行）》。其中明確：醫務人員發生職業暴露后，要第一時間報告用人單位，由處理機構進行評估并及時用藥。并且，還要接受不低于6個月的隨訪檢測，直到感染風險完全排除。
在多方努力下，2013年職業病目錄調整之際，艾滋病職業暴露被納入其中。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艾防處處長焦振泉回憶：當時明確了兩類適用人群——醫療衛生人員和警察。
為了配合這項工作的落實，2015年，中國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制定《職業暴露感染艾滋病病毒處理程序規定》（下稱《程序規定》）。此外，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成立了專項基金，目的是對于HIV職業暴露感染的醫務人員和警察，在國家職業病補償之外給與另外的補償。
《程序規定》還對處置機構的設置給予進一步明確，要求地方各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應根據職業暴露處置工作的需要，指定轄區內具備條件的醫療衛生機構作為HIV職業暴露的處置機構，而且向社會公布名單和相關的服務信息。處置機構需要做的工作包括：現場處置、處置指導、暴露后感染危險性評估、預防性治療、隨訪檢測等。
存漏洞 政策仍亟待完善
即便如此，在從事HIV職業暴露處置工作過程中，中國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參比室副主任邱茂鋒發現，當前的政策依然存在很多不足。
邱茂鋒對這一話題講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表示，發生HIV職業暴露后，當事醫務人員和警員面臨著來自單位、家庭、社會，以及自己內心的極大心理壓力，對此當前政策并沒有體現。
其次，發生職業暴露后，按照規定處置機構會及時為當事人提供免費的阻斷藥。但是，這一免費藥物毒副作用極大，會使得身體受損，對此也沒有相應補償規定。而新的毒副作用小的阻斷藥，并不在免費藥物目錄。
河南省衛生健康委艾防辦主任杜三濤介紹，為了提升對阻斷藥的依從性，如今河南每年發生暴露的病例，無論是醫生還是警察，基本上都是自己掏錢買新藥。
然而問題在于，很多單位會給正式員工報銷阻斷藥的藥費，而進修人員和實習生的藥則不在報銷范圍之內。
貴州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張信輝介紹，以往貴州省在這方面有兩情況：一是部分市、州沒有指定處置機構；二是指定了處置機構后沒有成立專家組，發生職業暴露后，找得到機構，但是找不到專家。
如今，貴州省衛健委按照《程序規定》，上述情況已經完全有所改觀。但是對于一線醫護工作者而言，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所在轄區的處置機構是哪家，不知道發生職業暴露后如何反應。張信輝表示，對一線工作者的相關培訓工作還不到位。
即便拒診情況每天都在發生，但是與此同時，也有很多醫護人員冒著風險救治HIV患者。北京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長盧紅艷表示，如何提高他們接診感染者的積極性，減少推諉現象的發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盧紅艷建議，依據發生HIV職業暴露風險的不同，可以給不同的工種一定補貼。比如，做一個骨科手術和做一個牙科的暴露風險是不一樣，給予補貼能促使醫生從心理上樂于去做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和出了后果之后的關心一樣重要。
再者，盧紅艷表示，對于北京地壇醫院這樣專門以治療傳染病為主的醫院來說，理想狀態下，給艾滋病患者做手術需要用特殊的手套，而特殊的防護物品一定比一般防護物品貴很多。如此，手術成本就更高一些。如何給予醫護相應的報酬，也是應該探討的問題。
在政策尚未覆蓋到所有醫護群體時，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以其靈活性、公信力優勢不斷探索，填充空白。
2015年，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嘗試開展了對艾滋病病毒職業暴露人群的關愛項目。該項目于2016—2018年分別給予北京、四川、云南和新疆4�。ㄊ�、自治區）實施，累計向178名長期在一線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優秀醫護人員和衛生防疫工作者頒發關愛證書和關愛金鼓勵。
此外，他們還將通過實施暴露后的關懷和心理疏導，提高心理調節能力，減少對艾滋病的恐懼和擔憂；通過輿論宣傳和倡導，培養或提高醫療衛生工作者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引導他們正確對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當你認為沒有錯誤的時候，錯就一定會來找你。”是《中國機長》中的一個名句。從HIV職業暴露角度而言，劉中夫認為，正是因為暴露后真正感染的幾率低，如今醫務人員在各種場合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不如以前。而事實上，這是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那些沖在一線的艾滋病防治從業人員，是一種高度醫療職業素養的體現，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愛和支持。”劉中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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