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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生

社交電商平臺必須負起法律責任來經營

發布時間 : 2020-06-01 瀏覽量 :

　“像防控疫情一樣防控假貨洼地”成為今年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將社交電商平臺納入統一監管，加大打擊治理假貨洼地的力度，成為各界共識。
　　疫情期間，不法分子制售假冒偽劣口罩、額溫槍、熔噴布等防護產品，流竄社交電商平臺四處售賣，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擾亂市場秩序，甚至影響社會穩定。
　　疫情期間，公安部食藥偵局發布，70%假劣口罩通過社交電商售賣。社交電商平臺游離在監管的大門之外，成為假貨治理的洼地。
　　這是打假面臨的新問題。
　　社交電商平臺為何成為“法外之地”？如何斬斷假貨的社交傳播鏈？記者就此采訪消法、電子商務法、知識產權法、刑法等多個領域的法律專家，從消費維權、制度建設、法律完善等多個方面，把脈假貨洼地治理。
　
　　“社交電商平臺歸電商法管，但還停留在理論層面”
　　“目前，利用熟人關系的社交電商發展迅速，但隨之而來的包括傳銷、制售假在內的問題也層出不窮，且多數游離于監管之外。”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艷東看來，這一現象不但不利于我國電商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還給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安全帶來了極大威脅。
　　據高艷東觀察，十余年來，政府監管部門和電商行業各平臺已對假貨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治理和監管，但通過社交渠道進行的買賣活動卻遺漏在了電子商務嚴監管體系之外。
　　事實上，電子商務法對于社交電商并不是沒有界定和規范。
　　我國《電子商務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電子商務，是指通過互聯網等信息網絡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經營活動。”據此，只要是利用網絡進行商品買賣的行為都屬電子商務，應受該法規制，社交平臺電商也不例外。
　　“但目前，這一共識還停留在理論層面，監管實踐還未將監管觸角實際觸達社交電商平臺經營主體。”高艷東說。
　　“社交電商平臺里邊的交易也是交易，在上面買東西的也是消費者，賣東西的就是經營者，做廣告的那就是廣告代言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長，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劉俊海也認為，對于社交電商平臺，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未依、違法未究，如果有人說是法律有漏洞的話，要么監管部門想擺脫責任，要不然就是個別的社交電商平臺想賺取不義之財。
　　高艷東表示，社交電商平臺絕非法外之地，根據《電子商務法》規定，執法機關可將監管觸角延伸至社交電商領域，社交電商平臺、經營人員必須負起相應的法律責任合規經營。

　　“社交電商應做到信息公開，杜絕假貨洼地”
　　對于近期熱議的“全社會應像防控疫情一樣防控假貨洼地”，高艷東表示贊同。
　　高艷東說，之所以認為社交電商平臺游離在監管體系之外，一個顯而易見的表象是：依托于社交平臺的賣家多不公布經營資質及經營場所，甚至連真實身份都屬未知，其以社交形式進行的廣告發布、商品買賣等行為幾乎不受任何監管；不少社交平臺賣家甚至大肆販賣三無食品、假藥及醫療器械，社會危害極大。此外，這類經營活動還涉及稅收、外匯等監管問題，亟需規制。
　　由此，導致的消費者維權難問題，也讓一線的行政執法人員深有感觸。
　　“越是公示清晰的平臺，假貨幾率越小，投訴機制越暢通，就越容易得到有效的打擊、處置，越是信息不太公開，假貨聚集的量就會越來越多，像滾雪球效應。”深圳市市場稽查局稽查處處長王向東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一些社交電商平臺不公布商家的經營地或發貨地等應該公示的信息，造成商家所在地監管部門無法有效監管，消費者也無法及時有效維權，形成假貨洼地。
　　5月24日，全國政協常委、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甘霖在兩會“委員通道”上強調，要補齊消費維權的短板，消費投訴公示需加大力度全面推行。瞄準投訴集中企業和多發易發問題，部門聯動形成合力，讓信息更公開，市場更透明，消費更放心。
　　劉俊海也注意到甘霖的上述談話。他認為，公示當然是需要的，沒有必要也沒有義務為失信的被經營者、被投訴企業護犢子，“讓失信者曝在陽光之下，讓他一處失信、處處受限、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我國電商行業發展至今，電商經營主體數量已十分龐大且占據了極大市場份額，忽視線上或者妄圖一個個監管商戶已不可行。”高艷東認為，傳統的監管思路重線下輕線上、重商戶輕平臺，行政機關應將監管重心移至線上，并抓住社交平臺這個重點，充分發揮平臺的技術優勢等對商戶進行管控；二是要嚴打擊，一方面體現在罰則配置上，更重要的則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嚴格、全面執法；三是要重宣傳，教育消費者在購買前審查、留存商戶的公示信息，不與無公示信息的商戶交易。

　　“設準入門檻，對不達標平臺嚴令不得進入行業”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全國特級優秀人民警察郝世玲提交了《關于加大對制假售假行為打擊力度的議案》，建議繼續加大打假力度、降低制假立案標準，像防控疫情一樣防控假貨洼地。
　　對此，著名刑訴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刑事司法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洪道德響應郝世玲代表的呼吁說，這是司法對法律規定的具體操作、具體落實問題，司法機關可以根據形勢的變化和需要，對這一類犯罪的立案標準、追訴標準，以及懲處標準作出適當調整、提高懲罰力度。
　　“將社交電商等平臺納入統一監管，加大打擊治理假貨洼地的力度”已經成為各界共識。如何推進社交電商平臺在實際上納入監管，成為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電子商務法起草專家，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法學院副院長楊東表示，于2019年開始實施的電子商務法，起草的時候，他就認為要加大對社交平臺點對點的監管，“在你的平臺上賣，消費者來了，你得要負責。”楊東強調，從市場監管部門來說，源頭要管好，生產環節要嚴格把控，一旦發現嚴厲處罰，一旦危害人民健康就入刑入罪。
　　在高艷東看來，治理假貨對于社交電商平臺來說，不是能不能的問題，是愿不愿意、配不配合的問題。“社交電商平臺完全可利用自身技術條件對涉及經營行為的關鍵詞進行篩選，要求相關信息主體提供資質證明，對不能提供的采取信息攔截甚至封號等措施。”
　　據媒體報道，深圳市市場稽查局稽查處處長王向東在談到假貨洼地治理時指出，平臺在打擊治理方面是否積極，是否與市場稽查部門進行更直接、充分的溝通，決定了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有多大。王向東還以常用的幾個電商平臺舉例說，這種信息和溝通的響應，阿里可能在一天或兩天之內就能完成，京東可能需要一周時間，而社交平臺一個月也未必響應。很多時候，社交電商平臺不提供線上的直接溝通手段，執法機關只能通過傳統的方式去函去人調證，要走很多程序，來往過程中其實已經耽誤了時間。
　　高艷東建議，打擊治理假貨及假貨洼地，一方面，需要進一步落實網絡實名制規定，嚴格落實電子商務法規定的經營主體登記、公示等要求，從根本上防止經營者身份隱形造成的監管難、維權難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強化平臺及經營者資質管理，特別是要對相關平臺直接或間接運行電子商務活動的資質進行動態管控，建立一套以平臺的安全能力、商戶管控能力、消費者維權機制等為參照的準入門檻及評價標準，對自始不達標或在運行中喪失了相關能力的平臺，嚴令其不得允許用戶在其平臺內進行電子商務活動，并違反禁令的社交電商平臺予以嚴厲處罰。
　　劉俊海強調,希望社交電商平臺能夠為消費者站好崗、放好哨、把好關，不要讓假貨死灰復燃，不要讓全社會多年的打假心血毀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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